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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是由其历史的传统和基因决定的。
从分封到郡县，从井田到均田，从世袭到科举，
早熟的中华文明虽历经朝代更迭，
但贯穿期间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观念和扁平化社会孕育的平民主义，
共同决定着中国拥有科学社会主义成长与发展的土壤。
内容简介
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中国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作者通过回答以上几个问题，通过对中国现代建国历史进程的探索，阐明中国选择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和人民的选择。
作者简介
寒竹，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家，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环球时报》专家顾问组成员。2009年，与文扬合著时政专著《中国力》。在《求是》《红旗文稿》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和专栏评论数百篇。2015年到美国兰德智库、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心进行访问交流。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二、社会主义的起源与社会主义理论
三、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
第二章 平等精神是中国社会强大的历史基因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
二、古代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
三、平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章 君主与文官集团共治天下
一、古代官僚制的发展与演变
二、君主与文官集团共享权力
三、刚性的平民制度和软性的等级观念
第四章 古代中国朴素的社会主义
一、土地兼并和商品经济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
二、古代中国防止土地兼并的主要政策
三、古代中国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
四、古代中国的政府救灾制度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一、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的歪曲与误读
二、以共和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国家
三、以社会革命形式完成现代建国
四、确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两个发展阶段
六、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索引
精彩书摘
平等精神是中国社会强大的历史基因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强势的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古老文明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中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遭到了一系列挫败。由于西方国家主导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对非西方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己度人的解读，常常不自觉地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概念来解读中国。而由于近代以来西强我弱的文化态势，中国学术界一些人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盲目照搬西方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来解读中国自己的历史。目前，中西方的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存在很大误解和偏差。这里指出三个主要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简单等同于封建社会，把《诗经》里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西周时期特有的分封现象看成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普遍现象。
第二个误解是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简单概括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并且根据历代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来断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不发达。
第三个误解是把儒家尊卑有序的纲常伦理看成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现实的观念反映，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是一个等级森严、缺乏平等观念的等级社会。
这几个误解的产生，跟西方接触中国的时间点有关。西方人近距离观察中国，是在地理大发现，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这个时候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一个王朝的晚期，处于一个历史的衰败期。而对于中国过去的古代社会，西方学者更多是根据书中的记载进行想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是对西周分封制的一种描写，而这种分封制度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就开始崩溃，并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地个人所有制。
另一方面，西方人很自然地把他们看到的晚清衰败现象看成是中国秦汉以来的普遍现象。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特定时期的衰败现象看作是中国传统的总图画。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市场经济机制越来越成熟，西方人很自然地得出上面的结论：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是不完全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很弱小的。显而易见，把处于衰败的中国跟正在兴盛的西方进行对照，并不能对中国的整体形成一个完整准确的图画。
上述误解在中外史学界根深蒂固，影响很大，造成社会一般民众对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和商品经济有很大误解。而这两个方面正是全面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点。本章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和商品经济的分析，发掘出决定中华民族基本面貌的历史基因。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
大约在夏朝，中国开始形成了从原始公社时期发展来的土地制度，后人把这种制度称为井田制。由于现代考古并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而商代甲骨文的文献也很少，解读也不完全。所以，关于中国古代井田制的资料都来自西周以后。从文明的发展进程看，井田制也只有到了西周才真正成熟，而且也最为典型。所以史学界谈井田制，主要是谈西周井田制。
“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1据说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是承袭夏制而来。但是，井田制的鼎盛期是在西周。西周建立后分封诸侯，绝大部分诸侯国都是姬姓氏族。周天子之下，分封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诸侯下面是附庸。周朝的井田制，主要是作为各层封建诸侯的俸禄等级单位，同时也作为控制庶民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这是对封建贵族制度最重要的保障。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周天子只是名义上拥有“普天之下的土地”和“率土之滨的属臣”。西周建政的特点是权力的分离：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的分离，这是封建土地制的根本特点。在封建社会，“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王权并不能直接掌握分封制度下所有的土地和人员。当时的西周封建制也具有这个特点。周天子的权力在当时极为有限，并不能直接控制各个诸侯国的土地和人口。虽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实际掌控在各个分封诸侯国王和世卿大夫手中，周天子除了坐收一些贡品外，对诸侯国的土地并无真正的处置权。这种有名而无实的土地和身份制度是很容易瓦解的。
井田制的形成跟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中国，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统治阶级通常采取劳役地租的方式来获取财产。劳役地租是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封建地租形式。所谓公田并非社会公共所有，而是周天子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名义上称为公田，实则属于各级诸侯。按照这个制度，每一个劳动者（当时的“庶人”或“野人”）必须先耕种公田，先把贵族占有的公田耕种完之后，才能耕种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须的私田。当时法令很严，如果劳动者先私后公，是要被处死的。
从社会结构上看，井田制是西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每一级分封的诸侯都以授封的土地为爵位和经济收益的基础。要维系这种层层分封的等级制度，土地则不能进入市场买卖。因为一旦土地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各级拥有采邑的诸侯必定在市场中出现分化，其结果是一部分贵族失去土地而无法在经济上自立，另一部分贵族则有可能通过兼并土地而扩大经济和政治力量，最终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所以，封建土地制度是整个封建等级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井田制度虽然构成了西周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但这种经济结构跟生产力的发展与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有着天然矛盾，因此很难在战争中持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频繁爆发，井田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争夺土地，开始出现频繁的战争。从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各诸侯国之间一共发生了395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从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各诸侯国之间一共发生了230次战争。汉代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频繁的战争和诸侯国兼并对西周的井田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按照周公制定的分封制度，各个封建贵族的土地不能进入市场买卖，因此土地无法通过市场自由流转。但是一些强大的贵族通过战争实现了土地兼并的目的。频繁的战争，使获胜的诸侯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而失败者逐渐丧失分封土地。
与此同时，铁器的使用使得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许多贵族开始在井田之外开垦荒地以种植粮食，私田大量出现。由于战争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荒地的大量开垦，各个诸侯国原有的税收制度逐渐失效。旧的税收制度是按井田征收田赋，贵族通过战争抢夺的土地和井田外开垦的私田并不在缴纳田赋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诸侯国的税收大量减少。当时周王朝的税收主要来自分封的诸侯王国，而诸侯王国的税收又来自下面的卿、大夫等贵族，税收层层向下伸延。由于私田不需要交税，而公田又逐渐减少，周王朝和诸侯国的经济基础开始发生动摇。
公元前6世纪前后，各诸侯国开始变革土地制度以解决政府的税收问题。
在齐国，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丞相，主持变革。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的对策，拉开了改革的序幕。“相地而衰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与之分货”。“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徭役田）分配给农户耕种，变集体劳作为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独立经营。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坏，故能由不情愿的被动劳动变为自觉劳动，大大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与之分货”，就是按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收获物交给国家，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变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土地有好有次，好地次地产量不同，所缴纳的租税额也应不同，所以，先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丰枯等条件给土地分等，再确定租税额。桓管的“相地而衰征”是农业生产关系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开启了春秋时期各国土地大变革的序幕。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鲁国的初税亩改革。
“初税亩”是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开始。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从字面上解释，初，为开始的意思，税亩，是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其实际亩数，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这种按耕地的实际亩数收取实物赋税的做法与“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衰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桓管改革后的“均田分力”与“相地衰征”政策仍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之上的，而鲁国初税亩的实施等于承认了份田和私田，即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桓管改革后的农业税收征收的前提是农户租用了属于国家的土地，税收还带有“地租”的性质；而初税亩则是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
“初税亩”改革引发魏、楚、韩、秦等诸侯国的竞相效仿，在战国初年，形成了革新变法的浪潮，例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等，进一步推进了土地的私有化进程。
魏国的李悝变法，发生于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即位的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在土地方面的政策是“务尽地力”。李悝的“务尽地力”有两项措施：一是重新划分土地，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二是鼓励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土地私有，刺激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土地兼并之风。所以《史记?平准书》中说：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
发生于秦国的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国实现统一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私有土地制度由此而生。变法前的秦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诸侯国。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他愤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就在此时自卫入秦。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做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成效。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国家正式宣布破除土地公有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他还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经过商鞅变法，在经济上，秦国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其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的成功标志着井田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这种土地私有制度在中国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土地制度，也是决定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面貌最重要的制度性力量。
前言/序言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两个幅员广袤、虚弱衰败的帝国。一个是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中华帝国。这两个帝国的国运在20世纪初都跌入谷底，濒临亡国。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奥斯曼帝国逐渐分崩离析，最后在1923年正式解体，有着600多年历史、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从此永远地从世界上消失了。中国的命运却大不一样。虽然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到西方列强一再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地割地赔款，但拥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最终没有亡国，反而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了现代建国的历史进程。百年之后，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族复兴的目标已是近在咫尺。
2017年2月，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发布了《2050年的世界：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改变？》（The World in 2050—The Long View: How will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Change by 2050?）。这份报告对世界32个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85%——进行了比较和预测。
这份报告提供了两种评价标准，来对比和预测各国GDP的情况。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中国2016年的GDP总量已位居榜首。排名第二至第十位的依次是美国、印度、日本、德国、俄罗斯、巴西、印尼、英国和法国。
如果以市场汇率（MER）来计算，2016年，中国的GDP为11.39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8.562万亿美元，目前仍然落后于美国。但是，按照普华永道的预测，到了2030年再以MER计算GDP，中国将以26.49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首位，美国则以23.475万亿美元排名第二位，印度第三（7.841万亿美元）。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在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第一位。
根据《2016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为13.1万公里，早已超过美国的9.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占世界总里程60%以上。
为什么命运跌入谷底的古老中国能够在20世纪凤凰涅槃，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这是当代社会科学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在它的发源地欧洲遭遇重大挫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崩溃。“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但就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而言，并未因此呈现出整体走向衰落的颓势。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它的发源地欧洲的部分国家相继崩溃的同时，在中国却欣欣向荣，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它的发源地欲振乏力，但在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古老大国却新枝迸发，尽显出青春活力？这是当代社会科学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同时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再度辉煌；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再度辉煌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来实现的。目前，关于中国崛起论述很多，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的预测和论述也很多，但基本都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超越美国在全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最大经济体将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就是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再度辉煌。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看，近代50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领。从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英国、美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与发展基本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到了18、19世纪，英国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在全球的龙头地位一直维系到今天。但是，500年来的世界各个大国的兴衰，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内部此消彼长的过程。近代几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头号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世界500年的基本格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候，并不简单是一个经济大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另一个经济大国，而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超越，因为这意味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引领者将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社会现代化程度，或者发达的程度已经完全超过美国。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体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即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19世纪末，当美国超越英国时，英国仍然还是世界的主导力量，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是在“二战”期间。但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趋势，这意味着世界的主导力量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同样，中国超越美国也体现出一种历史趋势，具有历史意义的，预示人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即使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之后，中国的人均GDP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时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影响。人均GDP只是体现社会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但不是影响人类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是经济总量。在世界人均GDP的排名榜中，卢森堡、瑞士、挪威、卡塔尔都排在美国前面，卢森堡111062美元的人均收入是美国60014美元的近两倍，但影响世界发展的显然是美国而非卢森堡和卡塔尔这样的国家。
为什么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把一个积弱贫穷的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巨人？这当中的奥秘何在？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都发源于欧洲。中国是到了20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从苏俄引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已经超过了100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已经建立差不多40年。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个年轻的成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不过半个多世纪，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再度辉煌，需要从两方面来进行阐述。一方面，必须分析和阐述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和政治文化传统。只有把这两方面的问题研究清楚，才能理解为何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蓬勃发展。
对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论述非常深刻。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习总书记这句话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跟中国传统、中国历史有很深厚的关系；同时也跟中国的社会现实、13亿中国人的利益诉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段话对于分析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要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一陈述中的历史究竟所指为何？这个历史是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日算起，还是从辛亥革命算起？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算起？简而言之，这个历史渊源所指的历史需要界定具体的时间。
第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一陈述中的渊源究竟所指为何？社会主义和中华历史传统中哪些文化因素产生了共鸣与对接，社会主义在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合适土壤？简而言之，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历史基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核心基因使得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外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并未阐释清楚。
第一，几乎所有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追溯，都是从20世纪开始。具体说是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这种解读当然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制度，并非产生于中国的本土，而是来自欧洲。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西方各种思潮与理论纷纷涌入中国，而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社会主义从苏俄传到了中国。要在中国追溯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当然是应当追溯到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发芽之时。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对历史的追溯存在一些问题。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完成现代建国。中国人对各种西方理论进行选择的依据是哪一种理论能够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建国这个根本目标。如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界定在20世纪初，其实是在论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现实命题，并没有真正追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起始点界定为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并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究竟所指为何。
上述观点是中外学界的主流共识，很少有学者会继续往前追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种观点有一个理论逻辑在支撑：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中国古代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在20世纪之前基本不可能存在于中国。既然中国历史上并无社会主义，何谈社会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渊源？
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的研究做得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一定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至少要追溯到中国古代基本制度形成的秦汉之际才有说服力，否则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个说法就不能成立。
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的内容究竟所指为何？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一直有人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今天的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复兴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福山认为，这两大意识形态不一定互相兼容。
其实福山关于马列主义跟中华传统文化不兼容的说法并非创新。早在1949年，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中国的国民党人都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看作是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0年，在美国的胡适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题目是《在史达林战略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这篇文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读为苏联对中国“侵略”的成功。胡适的这一观点被“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界和学界广泛接受。
胡适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专门给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再次阐述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实际上是苏联在中国的“扩张”。蒋介石对胡适的观点完全赞同，并在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把中共解读为苏联的附庸，断言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大陆并入苏联的赤色版图。为此，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
由此，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视为苏联模式的扩张和复制的观点，在海外学界、政界广为流传。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日，西方学术界主流，包括一些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今天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看成是苏联道路的移植，看成是中华文化的中断。
如果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看成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中断，那么中国传统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究竟是在哪些方面中断了中华文明呢？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政客并未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其实，自近代以来，西方就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中国这个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而在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学者也一直试图套用西方的各种理论来解释中国自身的历史。于是，一些原本基于对西方社会观察而产生的理论开始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泛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奴隶社会、漫长的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概念，像标签一样贴在中国社会上面。直至今天，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基本上还是在用西方文明的框架来解读中国社会。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论。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坦承，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基本是以西方发展作为标准，来探索为何其他文明未能走西方国家之路，他要反其道而行，是把中国作为国家形成的范本，进而探索为何其他文明未走中国之路。在福山看来：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1800年。
但福山认为，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而西方则幸运地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责任政府。福山的观点跟大多数经典理论一样，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来理解秦王朝的建立，而没有进一步探索社会制度背后的文明基因。其实，与世界各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承担的责任是最大的。这一点恰恰是福山所忽视或误读的。关于这一点，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会阐述。
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中华文明属于世界上的原生态文明之一，也是亚洲辐射力最强的文明。尽管汤因比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高度评价，但他关于中华文明的论述大多为描述性的而缺乏理论阐释。究竟何为中华文明的本质？汤因比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论述。
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学者基本是按照儒家学者的经典理论来理解中华文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注疏：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战国策》中的《武灵王平昼间居》也讲到：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
2008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这部纪录片也按照儒家的传统把中华文明的核心界定为“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认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
把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解读为儒家经典所提倡的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并非没有根据，但是，这种概括和界定却有严重不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观念形态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来界定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不确切的。修身养性的品德和道德规范只是文明的一个部分，而非文明的基础和本质。一个文明的本质和核心必须要在它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中去寻找。而这正是本书试图探索的。
鉴于此，讨论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必须要正本清源，阐释清楚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中国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本书最终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代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并非移植国外模式，并非主观设定，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的逻辑发展，是13亿人的意志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