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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儿童每天使用词汇的86%~98%都与父母一致父母的每一句话，渐渐变成了孩子未来的模样
按照一年52周计算，在儿童4岁进入幼儿园小班之前，高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之间，就已经积累了高达3200万的词汇学习差异。在此基础上，低收入家庭孩子掌握的词汇量只有高知家庭孩子的1/2。
13~36个月的孩子平均每小时听到的语句
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 487句话/小时
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 301句话/小时
接收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 178句话/小时
3岁孩子累计听到的单词量
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 4500万个单词
接收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 1300万个单词
相差3200万单词！
3岁孩子掌握的词汇量
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 1116个单词
接收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 525个单词
相差591个单词！
儿童出生后每秒钟能够产生700~1000条神经连接，父母的语言是刺激大脑发育的最好教育资源。3000万的词汇差距会极大影响儿童在数学概念、读写能力、自我管理、执行力、批判性思维、情商、创造力和毅力等方面的表现。
到三年级时，孩子之间会产生显著的“成绩差距”或“学术落差”（achievement gap）。众多研究已经表明，儿童早期的语言环境能够预测其日后的学习能力和性格特征。
越贵的并不一定是越好的，神经科学专家告诉我们，最好的教育是免费的，它就存在于父母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次交谈和每一份互动里。希望所有翻开这本书的父母，都能够带给孩子无限的潜能和幸福的人生。
试读
译者序
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晚上6点半，烈日刚刚结束对重庆40度的炙烤，透过窗户我隐隐可以看到即将消失在天际的那一抹夕阳。整个城市仍然被热浪包裹着，闷热难耐，恐怕只有一场大暴雨才能给它带来一丝清凉。
此时的我坐在书房里，正为这本书写序，编辑嘱咐我写得柔软一点，于是我不禁想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他——我那22个月大的儿子。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着无穷的好奇，仿佛要把这个世界统统探索一遍：大树上掉落的一片叶子，他会蹲下仔细看个半天；邻居家的狗狗出门，他紧跟着冲出门，追着小狗一路狂奔是他近来最爱做的事；早上我抹脸，他也要把我那堆女人用的瓶瓶罐罐一一拧开，抹到自己的小脸蛋上。
孩子，你是如此天真活泼，招人喜爱。谢谢上天赐予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我一定要好好陪伴你、呵护你、善待你。如今你正牙牙学语，每时每刻都迫不及待地想和这个世界对话，作为妈妈的我到底应该怎么配合你，为你营造适合你的语言环境呢？
去年8月，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那个时候我疯狂地浏览各大网站五花八门的早教论坛。因为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开始不安起来，我发现他的需求不仅仅是喝奶和睡觉，他还需要点别的什么，但是我完全不清楚这些“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几乎每天都在问自己：“除了给孩子生命，我还能给他什么？”正当我在孩子这件事情上极度无助的时候，编辑把这本书递到了我手上，让我先学习后翻译。初为人母、毫无育儿经验的我如获至宝，仅仅粗略翻看一遍后，父母对儿童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内容就印刻在我的头脑中。
这本书前后翻译了三个月。坦白讲，这三个月的确比较辛苦，我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搞好工作，一边还得兼顾翻译进度。尽管如此，我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体验。以往翻译一本书，我仅仅把它当做一项任务。然而这次，我更多是以一个新手妈妈的心态去学习、去感悟、去实践这本书中提到的3T语言法。每天我都渴望多阅读一些，多翻译一些，迫不及待地想早点让更多处在迷茫中的父母体会这本书的非凡意义。
早期教育能促进大脑的发育
婴幼儿时期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因此是进行教育的好时机。根据敏感期和大脑发育理论，人类对各种信息和各项能力发展的敏感期都集中出现在生命的最初几年，这个时期是人一生中独特和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宝宝获得智慧的最佳时机，称为孩子发展的“机会之窗”。早期教育的核心在于提供一个教育营养丰富的环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和人格成长进行最大化“激活”，从而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些家长担心，对孩子实施早期教育，会累坏孩子的大脑，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些研究者曾经用动物的大脑和生化的变化证明，早期丰富的环境刺激与学习机会不但不会伤害大脑，反而会促进大脑的发育。人的智力或心理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儿童的潜在能力遵循着一种递减规律，即生下来具有100分潜在能力的儿童如果一出生就进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为具有100分能力的人；若从5岁开始教育，即使是理想的教育，也只能成为具有80分能力的人；若从10岁开始教育，就只能成为具有60分能力的人。
3000万词汇的差距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天生聪颖的孩子，更多的聪慧源自其善于沟通的父母。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在4岁前比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少听了3000万词汇。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3000万个！
这么大的差距从何而来？
让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小儿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医学院“3000万词汇倡议”机构的创始人达娜·萨斯金德博士来揭晓答案吧。
达娜·萨斯金德博士致力于研究发育中的孩子早期接触的语言数量，是否会对其大脑构造和发展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进而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性格塑造。本书是她30年复杂研究的结晶，书中提到我们天生拥有各种各样的潜能，但要下一番工夫才能挖掘出它们。正如每一颗种子都有潜力成长为玫瑰、牵牛花或绣球花，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得看它们是否得到了恰当的照料。大脑的发育也跟开花结果没什么两样。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发育依赖于适宜的环境带给它所需的养分。儿童的智力发育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能否提供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在此，作为本书译者，我不得不强调，一个良好的早教语言环境并不单单只跟词汇的输入有关。在这个环境里，父母要为孩子营造出亲密的关系。这里并不是要批评不善于表达的父母，相信他们也有其他的情感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媒介。交谈时，人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对话题的热衷，此外，语言还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建立情感的共鸣。
究竟如何为孩子构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呢？答案尽在这本书里。在翻译本书期间，初为人母的我已经非常认真地阅读完本书的所有理念，并将其贯彻到生活中去。渐渐地，我发现良好的语言环境，不但能开发孩子智力，还能改善亲子关系！相信你也可以做到！
任忆
高校英语教研组组长，儿童外语习得研究者
第一章 缘分：儿童人工耳蜗医生眼中的大脑发育
双目失明让我看不到世界，双耳失聪让我听不见人心。
——海伦·凯勒（Helen Kaller）
（美国女作家）
父母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语言。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不论他们使用怎样的词汇、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语言对开发孩子大脑潜能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脱离语言，孩子大脑发育将会受阻。听力正常但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与天生耳聋且未接收大量语言符号的孩子无异。如果不对这两类孩子进行干预，那么他们则很可能会终生保持沉默，这样的打击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当然，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听力正常的孩子还是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孩子）生活在语言符号丰富的环境中，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一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我的故事
一名负责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外科医生写了一本关于父母语言影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大众的心目中，外科医生是不善言谈的。他们擅长的不是嘴上的，而是手上的：外科医生不但能在手术室里用灵巧的双手完美地为患者缝合伤口，还能准确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并及时给出手术方案。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一台漂亮的手术更令人开心愉快的了。
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帮助耳聋患儿重获听觉。耳蜗由一条骨蜗螺旋管环绕蜗轴旋转两圈半而成，这个器官就是听觉神经开始的地方。如果耳蜗受损，那么声音传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人工耳蜗的植入可绕过损伤的内耳毛细胞，直接刺激听觉神经，将听觉信号送到大脑。最终，聋儿能听能说，他们不管从学习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我认为人工耳蜗植入术对完全丧失听力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正是大脑赋予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大脑有别于耳朵这样的器官，它似乎神秘莫测，掌管着生活中的一切未知之处。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亲手解决患者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然而，我在医学院经历的第一次神经外科手术——脑膜瘤切除术却并不那么顺利。当天由神经外科主任R博士操刀切除病人脑部的这个良性脑膜瘤。因为我当时正跟着R博士编写一本教材，“脑膜瘤切除术”就是其中一个章节，所以他叫我到手术室亲眼看看这个手术，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清洗的任务。
进了手术室，R博士就示意我往手术台上看。我看到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人，被剃了光头，头皮沾满消毒用的黄色必妥碘和刀口渗出来的鲜红的血。这个人的颅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灰色的凝胶状的大脑正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好像随时可能从里面蹦出来一样。病人整个身体被一块长长的蓝色无菌布遮住，看上去像在做魔术表演一样。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我突然想到自己脑袋里怦怦跳动的大脑。难道就是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真的是这样吗？我开始手脚发软，伴着手术室耀眼的灯光，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R博士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最终
，我被几个在场的护士从地上扶到椅子上。是的，你猜对了，我晕倒了。很难堪吧！
20世纪80年代在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脑子被医生动过，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那个时候，但凡接受了脑外科手术的人，即使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了，身体状况也远不如从前了。当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再从事与脑外科相关的工作了。之前在手术室不太好的经历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和大脑打交道。耳朵，就是其中一种我选择的方式。罗德勒斯克是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研究员期间的导师，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要领。
人工耳蜗植入术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外科手术之一，整个手术仅依靠高功率显微镜就能完成。显微镜内部有一个小巧且精密的装置，转向非常灵活，能把耳道放大很多倍。手术时，不需要开灯，显微镜的光便足以把整个耳道看得一清二楚。医生和患者通过这道光彼此间默默地交流着。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喜欢放着音乐做手术，而我却喜欢安静地做手术，所以整个手术室只听得到我手里的电钻嗞嗞作响，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我成为头颈外科医生，负责小儿耳蜗移植术，是很偶然的。因为医疗界的两件重大事件给先天性聋儿带来了佳音。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议新生儿在出院前接受听力筛查，旨在尽早发现有听力障碍的婴儿，指出所有有听力障碍的婴儿都应该在3个月前被发现，6个月前予以干预。这项关于公共健康的倡议是非常明智的。曾经，家长和儿科医生最初发现孩子有听力障碍，不会说话时，总习惯自我安慰道：“这孩子只是说话晚而已。”或者“她的哥哥话多，她话少而已。”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双耳失聪。如果到孩子三岁才被确诊为耳聋，那么最佳治疗时机早已错过。听力筛查有助于先天性耳聋的婴儿在三个月内被发现并及时得到救助。由此可见，孩子初期听力筛查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与此同时，人工耳蜗植入术应运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神经医学发展史上的奇迹。人工耳蜗让数百万聋儿重获听力的梦想成为可能，他们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人工耳蜗植入
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很任性。一旦患上脑性瘫痪、中风或者遭受脊髓损伤和踢足球引起的头部外伤，遇到这类脑和神经受损，医生往往认为“改善就是最好的治疗了，不要奢望治愈”。听力丧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善”而已。其实，还大有可为。
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第一例成人单电极耳蜗进入临床移植，该耳蜗具有声音探测和声音识别的功能。随后，1990年，具有复杂处理功能的多电极儿童人工耳蜗问世，这几乎和新生儿听力筛查推广发生在同一时间。当先天性聋儿的大脑正好发育到能够处理语言信息时，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就能重回有声世界。
人工耳蜗的问世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两件历史性大事件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长到三岁时，脑部发育已完成85%，脑神经细胞多达数千亿个，此时的大脑正为思考和学习做准备。科学研究证实，脑部发育与幼儿的语言环境息息相关。不是说大脑在孩子三岁以后就停止发育了，而是三岁以前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婴幼儿的听力丧失也被称为“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这将阻碍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
由此可见，早期的听力筛查对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确诊为耳聋，则需要尽快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错过这个最佳时机，等孩子大了才去诊断，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效果微乎其微。虽然，人工耳蜗确实属于高科技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孩子成长的任何时期都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次成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术需要利用“脑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新的刺激下发育。虽然就语言学习来说，大脑神经的可塑性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出生起到孩子三四岁，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期，一定不容错过。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后天耳聋，之前曾经尝试过学习说话，大脑已经具备了处理语言的能力；二是先天耳聋，但没在关键期内做人工耳蜗植入，这样最好的情况是听得到声音，但几乎不明白意思。
然而，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最佳时间植入了人工耳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康复效果不佳。
进展缓慢让我受益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项目，该学校位于芝加哥南部，这个地区经常会爆发一些因居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引起的示威活动。在做项目研究前，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聋儿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聋儿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可谓困难重重。这对我和研究团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与机遇。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职业规划。
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母亲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有一年年底，母亲被派去秘鲁做一个在利马贫民窟建立未成年人庇护所的研究项目，她也带着我一起过去了。一次她编了一个铝制背篓让我坐进去，然后背着我翻山越岭，当地的居民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或许从没有见过别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做的远不及她学到的多。对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后来面对自己的患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在研究项目开展初期，我几乎对人工耳蜗植入一无所知，这是我最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开展得很缓慢。我以为患者会排着长队前来咨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如在商场大甩卖般纷至沓来。但正是这样缓慢的进展让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问题。
来咨询的患儿实在屈指可数，人少我就有充足的精力给他们父母般的关爱，我留意着他们每天的点滴变化，嘴角扬起的第一丝微笑或人生迈出的第一个步子。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骄傲。人工耳蜗植入后要进入“激活”状态，即启动患儿的耳蜗装置，每次这样的重要时刻，我都会亲自到场。当患儿听到声音时，我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欣喜若狂，然而，当患儿的植入术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会非常悲伤难过。
人工耳蜗植入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声音的延迟反馈；患儿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毫无反应；说话或者读书时发音迟缓。更让人费解的是，起初情况很相似的几个小孩，做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先天性聋儿的世界。
曾经我把观察患儿们看作一项科学研究，从不会把它看作一件有趣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有足够大的数据支撑的科学研究才足以支持或者反驳某个立场，才有所谓的说服力，才是“真科学”。但我慢慢地意识到若不顾及自己在研究中的个人感受，一味追求所谓的大数据，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发现。
扎克和米歇尔
扎克是我的第二个耳蜗植入患者，米歇尔是第四个。这两个孩子都是先天性耳聋，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同的智力、父母都深爱着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回到有声世界，也都接受过高端仪器的治疗。先天条件相同、手术相同，却有着不同的术后效果。
我从扎克和米歇尔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一本医学教材里都不曾提到过的。在了解到手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一股从未感受过且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力量。
扎克
扎克被父母带到我们的研究小组的时候，只是一个8个月大的小人儿，头发少得勉强可以看到几根。他很爱笑，蔚蓝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得知小扎克双耳失聪，父母感到非常震惊。在他们的家族里只有一个远亲有听力障碍，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戴上了助听器。除此以外再无旁人患过耳聋。姐姐艾玛比扎克大两岁，听力正常，是个酷爱讲话的姐姐。扎克的父母身边也没有耳聋的朋友，所以他们想到来我们研究小组寻求帮助。
扎克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始终表现得沉着冷静且意志坚决。他们知道需要做一些选择，他们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想法：希望扎克有一天能听能说。扎克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就戴上了助听器。尽管有的家长总是不停地督促孩子坚持戴助听器，可扎克很乖，总是很自觉地自己戴好，两只小耳朵耷拉着，活像经飓风洗礼过的棕榈叶子。